在这里，你能看到有人用私人直升机迎娶新娘，在婚礼上撒钱请俄罗斯舞者狂欢；

  有人蜷缩在月租188元的泥屋里，靠修自行车和YouTube平台打赏勉强果腹。

  更荒诞的是，前者是身家亿万的贪腐承包商，后者是揭发他罪行的记者，而他们的姓氏，都是钱德拉卡。

  新年第一天，自由记者穆克什·钱德拉卡(Mukesh Chandrakar)被堂兄苏雷什·钱德拉卡（Suresh Chandrakar）用钢筋活活打死，心脏被挖出，尸体封进化粪池的水泥里——只因他曝光了一条“公路”。

  32岁的自由记者穆克什·钱德拉卡在失踪几天后，尸体在一处化粪池中被发现。

  身上满是钝器击打的痕迹，头部15处骨折、颈部骨折、肋骨断裂5根，整颗心脏被掏出，肝脏裂成4块，死状极其惨烈。

  2024年12月24日，穆克什在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发布调查报道，揭露比贾布尔市一条公路的严重腐败问题。

  自2019年以来，印度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桥梁坍塌事件，曾造成数十人的死亡。

  这里确实有年久失修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由于桥梁和道路的建设过程中，资金未能被合理使用的严重贪腐问题。

  项目最初预算为5亿卢比（约4200万块钱），但在没有增加任何额外工作的情况下终耗资飙升至12亿卢比（约1.03亿元）。

  耗资如此庞大，结果建成后却质量极差，平均每公里有35个坑洞，连牛车通行都困难。

  更讽刺的是，承包商苏雷什同时是执政党人民党的“选举观察员”，政商“旋转门”将公共财富转化为私人提款机。

  专家指出，印度政府工程款仅10%用于实际建设，其余资金通过虚报材料、伪造工程量流入政商口袋。

  做记者的十多年来，他始终以自由记者的身份活跃在印度，只能靠提供新闻得到收入。可收入低且极不稳定，一直都租住在租金为2200卢比（188元人民币）的泥屋里，还收留其他记者朋友住了5年。

  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说过：历年国家拨给穷人的救济和乡村基本的建设费用仅仅只有15%落到了实处，其余85%统统被各级人员贪污了。

  2019年，根据国际透明组织报道，每2名印度人中就有1人曾行贿或受贿，每7人中就有1人曾为公共服务支付贿赂金。

  据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2023年腐败感知指数（CPI）》，印度在180个国家中排名93（得分39），属于严重腐败国家。

  2023年12月，印度税务部门突袭国大党议员迪拉杰·萨胡的住所，搜出176袋现金，总重8吨，动用40台点钞机清点5天，最终确认金额达35.3亿卢比（约3亿元人民币）。

  据《2024年腐败感知指数》显示，印度排名第96位，比2023年下降了三位。得分从39分降至38分，显示出该国的腐败程度有所加重。

  2017年，印度高层就接到过投诉，印度士兵提到自己伙食里有动物饲料。要知道印度每年军费要消耗巨额财富，但在送检的印度士兵伙食中，却检测出了大量猪饲料。

  经过调查，《印度斯坦时报》爆料，是印度高层军官和后勤部门贪污了士兵的伙食费，再用猪饲料以次充好，而此举导致印度多地士兵出现中毒现象。

  也是同年，印度边防士兵亚达夫也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视频：伙食无法让士兵扛住11小时的出勤，政府虽然送来了额外的口粮，但这些口粮全被高级军官倒卖到市场上。

  视频的结尾他还提到：上级很有权势，隐含意义是他很危险，事情未必会有结果。

  此后事态走向也确实如此，平日里工作效率极低的印度政府在事发后一天就紧急发布声明。内容是亚达夫存在心理问题，经常不服管教，还缺勤、酗酒、藐视上级。

  事态发酵如此剧烈，但待到2021年印度审计署曝光时依旧发现，陆军伙食拨款中高达30%被克扣，士兵餐食质量堪忧，部分部队甚至用劣质豆类替代肉类蛋白的情况。

  印度经过漫长时间的贪污沉积，贪污风气已然从政治阶级中慢慢渗透变得日常化，从街头警察索要茶钱，到医生收取“红包”才肯接诊。

  数据显示，在印度，为获取公立学校及医疗保健服务而行贿的人所占比例分别高达58%和59%。

  印度人民好像已经接受了受贿和行贿的一生。可印度政府为何放任腐败问题节节攀升，甚至加以重锤仍积重难返？

  印度的贪污问题长期以来非常关注，其严重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更深深植根于其历史、文化和制度之中。要理解这一现象的复杂性，需从经济与社会结构、法律与监管失效以及宗教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做探究。

  印度的社会结构以种姓制度为核心，这一制度虽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余威仍在。

  哪怕是现在的印度，高种姓群体依然在长期垄断着教育和政府职位，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均。

  虽说政府雇员总数超过2000万人，但大多数只是合同工，只有少数几千人才是真正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的，选拔标准相当严格。而且即便成为了享受国家待遇的公务员也不等于拥有话语权或是执政权。

  印度政府将内部官员分为三种，首先是政务官，由执政党高层担任，总理和各部部长都是从执政党中选拔产生的。而各部部长以下的官员一般被称为事务官或公务员。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称为政府办事员的打杂人员，主要进行基层的事务的工作内容。

  高种姓群体通过垄断资源和权力，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地位，底层民众则难以通过合法途径改变命运，社会流动性极低。

  即便侥幸通过选拔进入公务员体系，官员们也往往需要通过“政治忠诚”来换取职业稳定。

  印度的法律与监督管理体系在理论上应起到遏制贪污的作用，但现实中却因效率低下和自身腐败而失效。

  司法系统处理案件的速度极其缓慢，许多案件拖延数年甚至数十年，导致贪污行为难以得到及时惩处。

  这种“自己查自己”的机制使得贪污行为往往被轻描淡写地处理，甚至不了了之。

  2014年，印度原知名电影女明星、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贾娅拉姆·贾亚拉利塔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法院判处监禁。

  检方当时在她家中搜到28公斤黄金、750双鞋和1000多套印度传统民族服装莎丽，而她当时月收入仅为象征性的1卢比。

  但在2015年，卡纳塔克邦最高法院下令撤销对其腐败的指控，贾亚拉利塔又得以重新掌权。

  报道称，印度通常很少有官员被判贪污罪成立，最终入狱的人更少，缘由是这一个国家司法系统效率低下，法院经常数十年难以判决一宗案件。

  该案涉及5亿手机用户，导致印度政府直接损失高达39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一年的军费预算。

  这场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全球第二大滥用职权案，仅次于“水门事件”，但最终只是让涉案的电信部部长辞职了事。更讽刺的是，10年后，案件主要35名被告全部获判无罪。

  印度一些官员甚至公开宣称：“适度贪污可接受”。这种言论不仅反映了腐败文化的根深蒂固，也暴露了监督管理体系的无力。

  印度宗教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尤其是印度教中的种姓制度，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为贪污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高种姓群体将自身的特权地位合理化，认为这是“前世功德”的结果，而低种姓群体的贫困和边缘化则被归因于“前世罪孽”。

  这种宿命论的思想削弱了低种姓群体的反抗意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现状，甚至对高种姓群体的特权地位产生敬畏和顺从的心态。

  譬如面对贪污风气，虽说也有群众不满的呼声，但基于政府的和一贯的消极思维，使得许多底层民众对现实中的不公和腐败采取了容忍态度，无形之中也助长了腐败的蔓延。

  宗教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还使得贪污行为在某一些程度上被“合理化”。高种姓群体往往认为，通过贪污获取财富和权力是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必要手段”。

  “施暴者”不觉得自身在犯罪，“受虐者”不觉得自身无辜，这才是印度宗教对于反贪事业任重道远的根本原因。

  早在2011年，世界银行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贪官年年都会吞掉印度1.5%的GDP，但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它摧毁了社会对制度的信任。

  当年轻人目睹穆克什的惨死、萨胡的逍遥，他们要么加入掠夺游戏，要么在绝望中顺从，这种集体信仰的崩塌，或许才是印度最危险的“国家危机”。

  当8吨现金与化粪池中的尸体同时存在于“世界最大民主国”，所谓“反腐”若只沦为政治表演，印度终将在腐败的泥潭中，溺毙自己的崛起梦。作者/徐十一